從“超生罰款”、土地出讓金、機票里的民航發展基金、住宅維修資金、公交卡押金、科研經費、水電“附加費”、停車費、高速收費,到彩票資金——近數月以來,新華社接連發出10篇“錢去哪兒了”的報道,追問巨量民生資金的去向和用途,引發社會強烈反響。新華時評認為,追問“錢去哪兒了”,問的是權力的範圍和邊界,也是權力的透明度和陽光指數。
  10篇報道讀下來,為記者的艱苦扎實採訪點贊。可以想象,一個全局性數據的得出,估計都要頗費周折,梳理那去向不明的錢的流向更是考驗採訪的功夫。當事部門遮遮掩掩,祭出種種真偽難辨的藉口與理由,都可能令記者調查如墜雲霧。記者一筆筆算賬,最終以全局性的權威數據向公眾展示問題之嚴重,使得這一組“錢去哪兒了”的報道很有陣勢。
  國家級通訊社的報道能撬開冰封的蓋子、讓與百姓息息相關的民生資金的去向和用途有個明確的說法、使種種收費亂象很快淡出我們的視線嗎?
  報道涉及的不少問題已成陳疾、頑疾,解決起來,想必難度會相當大。以高速公路收費期限為例,媒體“炮轟”多年,先是有的地方將到期的收費高速公路由政府還貸公路變身為經營性公路,於是“名正言順”地繼續收費,近來又出了個“統貸統還”的說法,還有換個“馬甲”繼續收費的,再次讓公眾對叫停到期高速公路收費的願望落空。因為問題盤根錯節,涉及多地多部門的管理及利益分配,因此指望一兩次的曝光即能有個說法,並不現實。
  無規可依,是上述收費亂象的共同特點,一是收錢的理由經不住追問,二是錢的用途沒有嚴格明確的限定。而要治理上述亂象,說到底,就是立規矩、講規矩、守規矩,這涉及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諸多環節,涉及諸多部門的職能設置及權力分配等,確實不是一天兩天即能海晏河清的。
  有人摸出媒體的脾氣,總是一個熱點接一個熱點,往往是新聞一齣,報道轟轟烈烈,而最終如何收尾,則極少有人關心,也極少有媒體過問,類似“狗熊掰棒子”。於是,一些人樂得“躲過風頭,一切照舊”,對媒體的曝光並不太在意。如果媒體能“長記性”,多些“回頭看”,將“斷頭新聞”接著做下去,報道的震懾力就會大增,一些人也就不敢心存僥幸。
  收了多年的檔案管理費近日終止收費了,與媒體之前的頻頻追問有著不小的關係。媒體的追問自然會觸動一些部門的利益,但更會給百姓帶來實惠,並最終給政府形象加分。
  法治思維,某種程度上是精細治理思維。一張機票里有幾十塊錢的民航發展基金,去年一年這筆錢就超過250億元;以每張公交卡收取10元押金的最低數額計算,全國4.2億多張公交卡的押金就是42億多元——這個賬,普通百姓興許不在意,媒體如果能認真地算算這些民生賬,就會督促相關部門出台什麼收費政策,收多少、怎麼收,要有充分的合法的理由,收上的錢怎麼花、花到誰身上,也得跟公眾說個明白。建設法治國家,就是從一樁樁、一件件事情的依法行政中積累起來。
  臨近年終,正是盤點一年來新聞事件最終結果的好時機。媒體的追問不應限於算民生賬,還應包括重大安全事故的問責結果、冤假錯案的糾正結果、違法違紀官員的處理結果等,凡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的事,媒體的追問都應保持一股韌勁。
  (原標題:【社評】媒體追問要保持一股韌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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